喜剧这种形式，在电影里可能出现的比较多，但在电视剧里还真没怎么出现过，或者说就还没出现过。
“这可真大胆，咱们国内的电视剧从没搞过这些，真要是做了，那就是.”
“开先河了。”
江弦笑眯眯的说道：“怎么样？有没有胆量和我试一次。”
“这我.”
没谁是一腔热血一忽悠就来劲敢跟着赌一把的。
郑晓龙虽然没结婚，没有家庭的负担，但也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。
这电视剧成了还好，成不了，那上面肯定第一个拿他是问。
毕竟电视艺术中心是个破落户，资金有限，每拍一部电视剧用的都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底。
“江老师，我可能得考虑一下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”郑晓龙道。
“没问题。”
江弦非常理解他，笑眯眯的拍拍他的肩膀，“这样吧，过几天我再过来一趟，到时候我先给你看看剧本。”
郑晓龙一听这话，登时惊讶。
“剧本已经写好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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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没。”
江弦摆摆手，“催一催的话，他们应该能把前面写出来，没听过那句话怎么说的么？”
“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你愿意挤，总还是有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是哪句？”
“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。”江弦一脸平静道。
郑晓龙这一等，1986年仅存几天的12月就过完了。
眨眼来到了1987年。
这一年被称为“国际住房年”，联合国搞的，意在提高对住房问题的关注。
这事儿咱们国家很重视，还专门出了一套《国际住房年》纪念邮票。
这事儿也足够深入人心，后来有个电视剧叫《我爱我家》，每集结束之前还会有数分钟的“我家絮”，就是一些ng的镜头剪辑，还有和“我爱我歌”，就是主题mv作品，另外在片头会有一行字幕：“献给国际住房年”。
就在这样全国人民喜迎“国际住房年”的氛围里，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发行了。
朱琳还没读过《顽主》这篇小说，正巧前往欧洲，干脆带了一册1987年第一期的《当代》准备在飞行的路途中看。
这次去欧洲的中国剧组成员很多，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苏聪。
苏聪这会儿其实有点尴尬。
最开始，贝托鲁奇和托马斯找了两名作曲家给《末代皇帝》作曲。
一位是给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配乐的莫里斯.贾尔，此君后来还配过《人鬼情未了》。
另一个就是苏聪了。
苏聪不算什么有名的音乐家，他是一名留学生，在德国，参加艺术节、国际作曲比赛，拿了不少奖，但钱没挣多少。
偶然一次，他在《综艺》杂志上，看到贝托鲁奇找电影配乐，于是让他签约的出版社寄了一些作品给老贝。
一年内杳无音讯，苏聪都快把这事儿忘了，结果过了一年，正准备读博的他突然接到京城打来的电话，说电影要开拍了，请您火速来京。
苏聪因此来到了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组。
可是麻烦很快来了，苏聪和莫里斯俩人的作品版权，因为早都签给了出版社，对托马斯而言，等于说少了一笔电影音乐版权，这就让托马斯觉得吃了个大亏，很不划算。
贝托鲁奇干脆找上了坂本龙一，让他写的话，版本全都能拿到手里。
莫里斯.贾尔听说了这件事，一气之下干脆扬长而去，剩下个苏聪。
他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
一番纠结之后，苏聪还是想珍惜这次配乐的机会，觉得拍中国的电影应该至少有一首曲子是中国人制作的，于是留在了剧组里，而且十分认真。
他读了很多文献，走访了许多学者，老贝要求很多，音乐要写得有东方风情，还得有现代感，但是只给了苏聪一个文学剧本，让他时不时去片场看拍摄，闲下来就拉他讨论，苏聪只能白天看场景，晚上回去写，写了很多片段，大概有四五稿。
这次去欧洲拍摄，他同样跟着。
看着周围异样的目光，就像是在看一块儿狗皮膏药，苏聪自己心里也不好受。
其实他也想过离开。
而且他这么做，早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出版社和经纪人都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，在挥霍自己的才华，在做没有结果、没有意义的事情。
包括家人、朋友，也都劝阻过苏聪，让他不要再在《末代皇帝》这儿耽误自己。
苏聪说不明白。
他想坚持。
他就是犟。
他就是想留在《末代皇帝》的剧组里，哪怕其他人都反对。
心烦意乱间，苏聪从脚下的包里抽出几册上飞机前刚买的刊物。
放在最上面的《当代》吸引住了他。
准确的说，是写在《当代》封面上的一句话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