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话说，土木堡之变，为什么叫土木堡之变？”
“为什么不叫土木堡之耻？为什么不叫土木堡之乱？土木堡之难？土木堡之祸？”
“为什么，偏偏就是个土木堡之变？”
“这个变，才是最关键的。”
“什么时候才用变呢？当然是兵变、政变。”
“陈桥兵变叫变，神龙政变叫变，玄武门之变叫变！”
“有人或许要说了，这个土木堡之变是后世定义的，后世说的，官方并不是这么收录的。”
“但我明确可以说，官方收录的，就是土木堡之变，而在明朝的时候，将这件事也称为己巳之变。”
“己巳是时间，直观表达就是，在己巳这个事件，发生的一次‘事件’，而这个事件，被定性为‘变’，不管是政变也好，兵变也好，反正就是变！”
“要知道，历史上，对于这种事件的定性，是有一套标准的格式的。”
“唐朝玄武门之变，不叫玄武门之变，叫六月四日之事，然后后来含糊的将其称为六四事变，再往后，在史官的陛下，才逐渐固定为玄武门之变。”
“‘变’字点明了这是一场改变政权归属的非常事件，成为最通行、最客观的历史称谓。”
“唐朝之后还有甘露之变等等……”
“一个‘变’字，就已经将事件定性。”
“那如果是国难的话，史官该如何定性呢？”
“很简单，要么用乱，要么直接用国难。”
“比如，咱们熟知的西晋永嘉之乱，唐朝的安史之乱，以及明末的甲申国难，清末的庚子国难。”
“时间或者地名，再加之性质，就完成了对一件事的定性描述。”
“不说远了，就拿靖难来举例。”
“咱们熟知的，要么是奉天靖难，要么就是靖难之役，很少有听什么靖难之变，靖难之乱。”
“但本质上，靖难就是政变。”
“也就是因为朱棣赢了，所以才将这件事的合法性进行重塑，但如果朱棣输了呢？”
“如果朱棣输了，那可就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奉天靖难，或者靖难之役了，而是燕藩之乱，或者北平之变。”
“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看，土木堡之变，为什么叫土木堡之变？哪怕在明朝当时，也将其称为己巳之变？”
“说白了，要么是政变，要么就是兵变。”
“还别说，土木堡之变，这两者都粘上了。”
“文官是政变，边镇武将是兵变。”
“合起来就是，己巳之变！”
“之前说了那么多，诸位应该能理解文官恨朱祁镇。”
“但是不是又感觉，武勋恨朱祁镇的力度有些不够？单单就是因为朱祁镇削减了瓦剌的规模，边镇武将没有钱赚，就恨上皇帝了吗？”
“那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。”
“在正统年间，出现了大量的卫所军逃亡现象，以至于，朝廷不得不从非军籍中募兵进行补充兵员。”
“军户逃亡现象，那是从正统元年就开始，一直到了正统十四年，都还没结束。”
“到了正统十四年的时候，瓦剌不是来寇边么？这时候，朱祁镇还下令‘民间果有怀材抱德者，有司以礼举荐赴京，照例考用’。”
“可想而知，当时朝廷到底缺兵到什么程度。”
，好书好故事天天相伴。
“有人或许要问，为什么会缺兵呢？正统年不是南征北战吗？”
“唉，对，就是因为南征北战，所以才缺兵。”
“打麓川，需要镇守，需要更多的兵力，甚至，还都是朝廷的精锐大军。”
“麓川可是打了很多年，兵力投入可想而知。”
“另外就是，之前说的，镇压叶宗留、邓茂七，也需要兵力。”
“甚至在同一时间，各地还发生了叛乱：”
“如：十三年十二月庚午，广东瑶贼作乱。”
“十四年夏四月，壬戌，湖广、贵州苗贼大起，命王骥讨之。六月庚戌，靖州苗犯辰溪，都指挥高亮战死。”
“看得出来，瓦剌入侵大明之际，大明同样是烽火狼烟。”
“如果站在客观角度来看，瓦剌就是察觉了大明的内部出现了乱子，真正顶事的‘王骥’没在，他们趁此就来入侵大明。”
“关键是，这时候，朝廷兵力不够，精锐全都去南方平叛了，朱祁镇可不就需要募兵么。”
“当然，瓦剌寇边也不是重点。”
“真正的重点是军户逃亡，以及，走私这两点。”
“军户为什么会逃亡？官军走私又到底什么情况？”
“是因为边镇糜烂？还是因为朝廷克扣军饷？”
“很明显，不是朝廷克扣军饷，对于武备方面，朱祁镇比谁都看重。”
“可朝廷每年正常发放的粮草、粮饷，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逃亡现象？”
“啧，那就只能是卫所糜烂了。”
“说实话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吃空饷也就罢了，朱祁镇说不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你克扣